走不出县城的女孩，去当老师了

对于玲玲来说，当老师是一个改变命运的选择。

她出生在山西农村，上头还有一个哥哥，全靠父母种地才把他俩拉扯成人。玲玲虽是女儿，胜在读书不错，高考考上了公费师范，毕业后被分配进县城做老师。在小地方，拥有稳定编制的老师直接站在了择偶鄙视链的顶端，玲玲也是借着这个身份谋到了一份好姻缘。

有人给玲玲介绍了学校领导家的儿子，父母都是正式工，家里有好几套房产，找对象挑头很大，但对玲玲印象很不错。刚巧交往时赶上了男生过生日，玲玲没大钱，送了盏书做的灯，却让对方觉得她心思单纯，刚从学校出来又进学校，“没被社会污染过”，就这么相中了。

2020年，有网络媒体发布了一份关于“理想女友职业”的调查，4000多份问卷收回来，”教师”以42.6%的得票战胜公务员（27.7%）和医生（18.1%），成为相亲市场上职业榜单的榜首。“稳定”“顾家”“圈子简单”是人们赋予这份职业的滤镜，也恰好符合男性的择偶预期。

中国教育资源并不均衡，特别是县域环境里，受过本科教育的也仍是少数。因此在小地方，人们对成为教师的女性也格外受人尊敬。

任娜在山西祁县的一所村小任教，想要在学校附近租个近些的房子，房东一听是老师，心放宽了一半：“老师好哇，有文化。不像其他‘外路家’，不是自己家尽给你害。”还有一次她进市场买菜，遇到了自己学生在摊贩上帮忙，孩子朝母亲介绍这是班主任，老板娘立马换了张脸，笑盈盈热情招呼，又送菜又抹零。

从功利的角度来看，当老师或许的确是县城女孩的一个好选择。

老师有寒暑假、双休，有更多时间兼顾家庭；老师作为知识分子，能为孩子的发展做长远规划；更进一步，老师是铁饭碗的“公家人”，保障了家庭稳定的经济来源，还能跨越阶层结识上层人士……因此，很多县城女性就算没有就读师范专业，工作多年后也会兜兜转转再把目光投向老师。

来自河南镇平的销售潇潇就是其中一例。她大专毕业，此前在郑州卖房六七年，行情好时一年能挣二三十万，县城老师每月2、3000的工资，在她眼里不值一提。这几年种种因素叠加，公司项目陆续砍掉、烂尾，她也惨遭裁员，扯皮几个月跑了劳动局五六趟，才要回了一万块的赔偿金。回到老家后，她精疲力竭，选择顺父母的意，成为一名代课的临聘教师。

过去这几年，她早已习惯每天东奔西跑，一遍又一遍地邀约带看、讲解沙盘、跟客户讨价还价，有时候遇到开盘，她就直接住在售楼处熬通宵，不分早晚地接听客户电话。如今转行成为老师，生活又迅速跳转到另一个极端，每天按点上下班，回家就能吃上热饭，有双休日，生活有了盼头。

再加上河南是教育大省，教师有着普遍的认可度。潇潇从销售变成老师，不仅是职业身份的转变，社会地位上也提高不少。

一次她陪好姐妹去相亲机构报名，人家也顺便问了下她的情况，得知潇潇是老师，对方立马拉着她要登记，说这边不少“优质男”，国企、公务员、做生意的都能匹配。潇潇解释自己没编制，人家也应和着，“没关系，那也受过教育，文化人。”

2020年《教育家》杂志公布了一份调研报告，7万多名90后教师交出了自己的答卷。他们成为老师的理由，排在前三的分别是“工作稳定”“假期多、时间长”和“有成就感”，并有八成老师感受到了家人对自己职业的认可。

但值得关注的是，也有7.84%的人承认，自己是“被迫选择”成为老师的。

这里面有多少人来自基层、多少人是女性，我们不得而知，但在县域之下，读师范是很多女孩能把握的为数不多的机会，玲玲更是其中典型。

玲玲读书时，家里一共四口人，一年收入只有几万元，全靠父母种玉米而来。哥哥初中毕业后跟人打工，后来误入了传销窝点，榨干了两老微薄的积蓄。只有玲玲还算争气，一路念到了高中，成绩拔尖，但家里已供不起她读大学了。

“公费师范”是玲玲唯一的出路。这项政策可以为她免去读书期间的学费、住宿费，但毕业后必须回到老家的指定中小学任教六年，若是个人意愿违约，需要一次性退还所学费并赔付相应比例的违约金。当然，她也无力违约。接近10万的违约金对玲玲和她的家庭来说是笔不小的数目，18岁的她就这样利落地为自己安排好了后半生。

同样是公费师范生，男生小永选择了违约。和玲玲家条件相似，小永来自中部二线城市的城乡结合部，父母务农，家里有个哥哥，出生时缺氧导致脑瘫，家里积蓄基本都在求医问药中被消殆尽，再无力供他读书。为了上大学，他选择了最苦的方式——练体育。2014年，小永凭借长跑特长成功考入华东师范大学，来到了大城市上海。

上海让他着实开了眼界。小永喜欢跑步，一年有20多场马拉松等着；又听闻师兄师姐留在上海私立学校一年能开十几万……种种诱惑让他不愿再回老家。几万的赔偿金付不起，他休学入伍，去当了两年义务兵，服役津贴领了20万，附赠一个上海户口，不用再回老家了。

这两年，“公费师范生违约”的讨论屡屡冲上热搜，他们放弃做老师的理由，大多是因为毕业后分配的学校偏远、贫困，待遇不够理想。但“有编有岗”“一毕业就有碗”的待遇，还是吸引了不少家境普通的学子，更何况对女孩子家来说，“回生源地任教”也意味着，离父母更近。

敏瑶来自晋北农村，初中毕业后进了本地的中专，学幼师，三年下来再读两年凑个大专，连实习都是在家附近的幼儿园。

她是从小被父母抱养的，来到这个家时，爹妈都已经五十多了，上面还有两个哥哥，年龄都大她二十多岁。老两口也是因为年纪大了，儿子又都不在身边，想抱个贴己的孩子老来陪伴。她爸还在酒桌上信誓旦旦和朋友打包票：不信你看，将来躺在床上照应你的绝对是你闺女。

敏瑶晓得自己在这个家的作用很明确，吃穿不愁，不能远走。她的父亲从小就对她百依百顺，幼儿园送市里读，小学送私立校读，吃穿用度都是城里标准，但在大的人生选择上，由不得她自己做主。2021年，学校有专升硕出国留学的机会，两年才不到二十万，家里能拿的出来，但她爸知道了，一改之前千宠万宠，压根没同意。

后来她爸和邻居闲聊，才道出真心：眼看着女儿20出头了，说不定没几年就要成家，有这个钱念书不如留做嫁妆。读书跑国外一来怕出事不放心，二来万一不回来、找上外地对象，他们两口子可就没人可依了。“妮子家，跟跟前教书就不赖。”

当老师，或许是小城女孩们命中注定的单项选择。

进入学校后，玲玲短暂的幸福过几天。

新学期开学前，有人托亲戚来问玲玲，想把双胞胎儿子分到一个班好照应。玲玲只是答应去问问，没想到教务处同事念她是校领导的儿媳妇，顺手办成了。亲戚微信转了500块做感谢，玲玲没收，却领悟到在县城的人情江湖里，老师不光不用担心失业的风险，还能掌握很多隐形红利。

但是工作了不到一年，她就深刻意识到，自己除了编制一无所有。副科老师，每个月工资固定到小数点后两位；日复一日，需要讲的东西都得重复三遍；最重要的，小城年轻人实在太少，活着久了能看到自己的将来。

她曾去市里听过一位特级教师的公开课。那老师白发苍苍，上课什么也不带，就一支马克笔。讲课时说到自己二十年前就讲过这道经典例题。时间一下子凝固了，二十年那么具体地展现在眼前，老师还是老师，题还是题。玲玲仿佛看到了自己，她下定决心想做点改变。她考了个母校的在职研究生，以期将来评职称能多助力一把。

可惜玲玲读研到最后一年时，一岁多的女儿生病了，高烧不退引发昏迷，全家人都陪着孩子去了省儿童医院。原本她当时正在进行论文的收尾工作，但想都没想就放弃了，为了赶去照顾孩子，连延毕休学都没有申请，退学了。成为母亲后，她觉得再没有什么比得过女儿健康重要。

和玲玲的选择相反，潇潇跳槽成为临聘老师，才教了一个学期就决定离职了。人家都说销售苦，潇潇觉得当老师比销售苦太多了。以前她接待客户，对方脾气再怎么暴躁，交易成了自己还是能赚到钱；现在遇到说不通话的家长，老师能做的只有内耗自己。

“每天忙忙忙，但是忙不到点子上。”回想起来，她最开心的日子就是拿到教师资格证到上班前的这一段时间。那时她还没当过老师，对未来还抱有幻想。

如今来了半年多，她觉得自己毫无长进，自我认同极低，而且县城里等级森严的凝视令她难以适应。工作没多久学校老师问她个人情况，准备给她介绍对象，说是本地某局长家的孩子，条件各方面配她没问题，她满怀期待见了一面，二婚；还有一次相亲男方对她各方面满意，问到她的年龄，90年出生，对方再也没出现过。

和生活反复交手，潇潇终于确认了自己就是县城的底层，哪怕成为老师，这个处境也从来都没变过。

和潇潇同为“合同工”的任娜，还在渴求编制内一成不变的稳定。在村小当临聘教师的五年，她每年都在考编，每次总以各种各样的原因与编失之交臂。心力跟不上是主要因素，学校事儿多人少，留给她自己的个人时间严重不足。

任娜所在的学校属于附近几个村的中心校，学生200多，老师只有十几名。而且相比编内老师，临聘教师的教学压力更大。任娜所属的县教育局换了领导，如今强调教学质量，五六年级也要参加全县统考，电脑阅卷，给孩子排名的同时也给老师划了等级。学校把压力传导到临聘教师上，带不出成绩来就得走人。

几年前和任娜一同上岗的好姐妹就是这样被辞退了，目睹这一切的任娜也感受到了威胁。而且待遇上说是同工同酬，执行下来，没绩效、没公积金、单位还有鄙视链，这都是临聘教师共同面对的凝视。

即便不一定能拿到教师编，2023年上半年，报考教师资格证的人还是高达427.3万人。成为老师，或许仍然是不少女孩子人生托底的选择。

敏瑶今年6月马上要毕业了，刚从同小区的幼儿园实习回来，她很喜欢小孩子。她爸已经和园长打过招呼，等她拿到幼师证就能上岗了。对未来她充满期待，就像当初的潇潇一样。